今天早上早读到校，偶然发现昨夜高三同学无意中落下的阅读材料，“王小波美文欣赏”，读来觉得不错，意义颇丰。不愧是国民党的学校（是教会学校（指正）） 思想性很深刻

一只特立独行的猪

插队的时候，我喂过猪、也放过牛。假如没有人来管，这两种动物也完全知道该怎样生活。它们会自由自在地闲逛，饥则食渴则饮，春天来临时还要谈谈爱情；这样一来，它们的生活层次很低，完全乏善可陈。人来了以后，给它们的生活做出了安排：每一头牛和每一口猪的生活都有了主题。就它们中的大多数而言，这种生活主题是很悲惨的：前者的主题是干活，后者的主题是长肉。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可抱怨的，因为我当时的生活也不见得丰富了多少，除了八个样板戏，也没有什么消遣。有极少数的猪和牛，它们的生活另有安排。以猪为例，种猪和母猪除了吃，还有别的事可干。就我所见，它们对这些安排也不大喜欢。种猪的任务是交配，换言之，我们的政策准许它当个花花公子。但是疲惫的种猪往往摆出一种肉猪（肉猪是阉过的）才有的正人君子架势，死活不肯跳到母猪背上去。母猪的任务是生崽儿，但有些母猪却要把猪崽儿吃掉。总的来说，人的安排使猪痛苦不堪。但它们还是接受了：猪总是猪啊。

对生活做种种设置是人特有的品性。不光是设置动物，也设置自己。我们知道，在古希腊有个斯巴达，那里的生活被设置得了无生趣，其目的就是要使男人成为亡命战士，使女人成为生育机器，前者像些斗鸡，后者像些母猪。这两类动物是很特别的，但我以为，它们肯定不喜欢自己的生活。但不喜欢又能怎么样？人也好，动物也罢，都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。

以下谈到的一只猪有些与众不同。我喂猪时，它已经有四五岁了，从名分上说，它是肉猪，但长得又黑又瘦，两眼炯炯有光。这家伙像山羊一样敏捷，一米高的猪栏一跳就过；它还能跳上猪圈的房顶，这一点又像是猫——所以它总是到处游逛，根本就不在圈里呆着。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把它当宠儿来对待，它也是我的宠儿——因为它只对知青好，容许他们走到三米之内，要是别的人，它早就跑了。它是公的，原本该劁掉。不过你去试试看，哪怕你把劁猪刀藏在身后，它也能嗅出来，朝你瞪大眼睛，噢噢地吼起来。我总是用细米糠熬的粥喂它，等它吃够了以后，才把糠兑到野草里喂别的猪。其他猪看了嫉妒，一起嚷起来。这时候整个猪场一片鬼哭狼嚎，但我和它都不在乎。吃饱了以后，它就跳上房顶去晒太阳，或者模仿各种声音。它会学汽车响、拖拉机响，学得都很像；有时整天不见踪影，我估计它到附近的村寨里找母猪去了。我们这里也有母猪，都关在圈里，被过度的生育搞得走了形，又脏又臭，它对它们不感兴趣；村寨里的母猪好看一些。它有很多精彩的事迹，但我喂猪的时间短，知道得有限，索性就不写了。总而言之，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喜欢它，喜欢它特立独行的派头儿，还说它活得潇洒。但老乡们就不这么浪漫，他们说，这猪不正经。领导则痛恨它，这一点以后还要谈到。我对它则不止是喜欢——我尊敬它，常常不顾自己虚长十几岁这一现实，把它叫做“猪兄”。如前所述，这位猪兄会模仿各种声音。我想它也学过人说话，但没有学会——假如学会了，我们就可以做倾心之谈。但这不能怪它。人和猪的音色差得太远了。

后来，猪兄学会了汽笛叫，这个本领给它招来了麻烦。我们那里有座糖厂，中午要鸣一次汽笛，让工人换班。我们队下地干活时，听见这次汽笛响就收工回来。我的猪兄每天上午十点钟总要跳到房上学汽笛，地里的人听见它叫就回来——这可比糖厂鸣笛早了一个半小时。坦白地说，这不能全怪猪兄，它毕竟不是锅炉，叫起来和汽笛还有些区别，但老乡们却硬说听不出来。领导上因此开了一个会，把它定成了破坏春耕的坏分子，要对它采取专政手段——会议的精神我已经知道了，但我不为它担忧——因为假如专政是指绳索和杀猪刀的话，那是一点门都没有的。以前的领导也不是没试过，一百人也治不住它。狗也没用：猪兄跑起来像颗鱼雷，能把狗撞出一丈开外。谁知这回是动了真格的，指导员带了二十几个人，手拿五四式手枪；副指导员带了十几人，手持看青的火枪，分两路在猪场外的空地上兜捕它。这就使我陷入了内心的矛盾：按我和它的交情，我该舞起两把杀猪刀冲出去，和它并肩战斗，但我又觉得这样做太过惊世骇俗——它毕竟是只猪啊；还有一个理由，我不敢对抗领导，我怀疑这才是问题之所在。总之，我在一边看着。猪兄的镇定使我佩服之极：它很冷静地躲在手枪和火枪的连线之内，任凭人喊狗咬，不离那条线。这样，拿手枪的人开火就会把拿火枪的打死，反之亦然；两头同时开火，两头都会被打死。至于它，因为目标小，多半没事。就这样连兜了几个圈子，它找到了一个空子，一头撞出去了；跑得潇洒之极。以后我在甘蔗地里还见过它一次，它长出了獠牙，还认识我，但已不容我走近了。这种冷淡使我痛心，但我也赞成它对心怀叵测的人保持距离。

我已经四十岁了，除了这只猪，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。相反，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，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。因为这个原故，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。

谦卑学习班

朋友们知道我在海外留学多年，总要羡慕地说，你可算是把该看的书都看过了。众所周知，我们这里可以引进好莱坞的文化垃圾，却不肯给文人方便，设家卖国外新书的文化书店。如果看翻译的书，能把你看得连中国话都忘了。要是到北京图书馆去借，你就是老死在里面也借不到几本书。总而言之，大家都有想看而看不到的书。说来也惭愧，我在国外时，根本没读几本正经书，专拣不正经的书看。当时我想，正经书回来也能看到，我先把回来看不到的看了吧。我可没想到回来以后什么都看不到——要是知道，就在图书馆里多泡几年再回　来。根据我的经验，人从不正经的书里也能得到教益。

我就从一本不正经的书里得到了一些教益。这本书的题目叫做《我是〈花花公子〉的编辑》，里面尽是荒唐的故事，但有一则我以为相当正经。这本书标明是纪实类的书，但我对它的真实性有一点怀疑。这故事是这么开始的：有一天，洛杉矶一家大报登出一则学习班的广告：教授谦卑。学费两千元，住宿在内，膳食自理。本书的作者接到主编的指示：去看看出了什么怪事。他就驱车出发，一路上还在想着：我也太狂傲了，这回报社给报销学费，让我也学点谦卑。等到到了学习班的报名处，看到了一大批过了气的名人：有文体明星、政治家、文化名人、道德讲演家，甚至还有个把在电视上讲道的牧师。美国这地方有点古怪：既捧人，也毁人。以电影明星为例，先把你捧到不知东西南北，口出狂言道：我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男(女)演员。然后就开始毁。先是老百姓看他(她)的狂相不顺眼，纷纷写信或打电话到报社、电视台贬他，然后，那些捧人的传媒也跟着转向，把他骂个一文不值——这道理很简单：报纸需要订户，电视台也需要收视率，美国老百姓可是些得罪不起的人哪。在我们这里就不是这样，所以也没有这样的学习班——这样一来，一个名人就被毁掉了。作者在这个学习班上见到的全是大名人，这些家伙都因为太狂，碰了钉子，所以想要学点谦卑。此时，他想到：和他们相比，我得算个老实人——狂傲这两个字用在我身上是不恰当的。当然，他还没见到我们中国的明星，要是见到了，一定会以为自己就是道德上的完人了。

且说这个学习班，设在一个山中废弃的中学里，要门没门，要窗没窗，只有满地的鹿粪和狐狸屎。破教室的地上放了一些床垫子，从破烂和肮脏程度来看，肯定是大街上拣来的垃圾。那些狂傲的名人好不容易才弄清是要他们睡在这些垫子上，知道以后，就纷纷向工作人员嚷道：两千块钱的住宿就是这样的吗?人家只回答一句话：别忘了你是来学什么的!有些人就说：说得对，我是来学谦卑的，住得差点，有助于纠正我道德上的缺陷;有些人还是不理解，还是吵吵闹闹。但吵归吵，人家只是不理。等到中午吃饭时，那破学校的食堂里供应汉堡包，十块钱一份，面包倒是很大，生菜叶子也不少——毛驴会喜欢的——就是没有肉。有些狂傲的名人就吼了起来：十块钱一个的汉堡包就该是这样的吗?牛肉在哪儿? (顺便说一句，“Where is the beef!”是句成语，意思是“别蒙事呀!”)得到的回答是：别忘了你是来学什么的!就这样，吃着净素，睡着破床垫，每天早上在全校唯一能流出冷水的破管子前面排着长队盥洗。此书的作者是个老油子，看了这个破烂的地点和这些不三不四的工作人员，心里早就像明镜似的，但他也不来说破。除了吃不好睡不好，这个学习班还实行着封闭式管理，不到结业谁也不准回家——当然，除非你不想结业，也不要求退还学费，就可以回家。这些盛气凌人的家伙被圈在里面，很快就变得与一伙叫花子相仿。除了这种种不便，这个班还总不上课，让学员在这破烂中学里溜达，美其名曰反省自己。学习班的办公室里总是挤满了抱怨的人，大家都找负责人吵架，但这位负责人也有一手，总是笑容可掬地说道：要是我是你，就不这样气急败坏——要知道，在上帝面前，我们可都是罪人哪。至于课，我们会上的。听了以后保证你们会满意。长话短说，这个鬼学习班把大家耗了两个礼拜，这帮名人居然都坚持了下来，只是天天闹着要听课。

最后，上课的时刻终于来到了。校方宣布，主讲者是个伟大的人，很不容易请到。所以这课只讲一堂，讲完了就结业。于是，全体学员都来到了破礼堂里，见到了这位演讲人。原书花了整整三页来形容他，但我没有篇幅，只能长话短说：此人有点像歌星，有点像影星，有点像信口雌黄的政治家，又有几分像在讲台上满嘴沙葱的野狐禅牧师——为了使中国读者理解，还要加上一句，他又像个有特异功能的大气功师。总而言之，他就是那个我们花钱买票听他嚷嚷的人。这么个家伙往台上一站，大家都倍感亲切，因而鸦雀无声。此人说道：我的课只讲一句话，讲完了整个学习班就结束……虽然只是一句话，大家记住了，就会终生受用不尽，以后永不会狂傲——听好了：You are an asshole!同时，他还把这话写在了黑板上，然后一摔粉笔，扬长而去。这话只能用北京俗话来翻译：你是个傻×!

礼堂里先是鸦雀无声，然后就是卷堂大乱。有人感到大受启发，说道：有道理，有道理!原来我是个傻×呀。还有人愤愤不平，说道：就算我真是个傻×，也犯不着花两千块钱请人来告诉我!至于该书作者，没有介入争论，径直开车下山去找东西吃——连吃两个礼拜的净素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如前所述，我对这故事的真实性有点怀疑，但我以为，真不真的不要紧，要紧的是要有教育意义——中国常有人不惜代价，冒了被踩死的危险，挤进体育馆一类的地方，去见见大名人，在里面涕泪直流，出来后又觉得上当。这道理是这样的：用不着花很多钱，受很多罪，跑好远的路，洗耳恭听别人说你是傻×。自己知道就够了。

拒绝恭维

拒绝恭维.沉默的大多数

在美国时，常看“笑星”考斯比的节目。有一次他讲了这么一个笑话：小时候，他以为自己就是耶稣基督。这是因为每次他一人在家时，都要像一切小鬼一样，把屋里闹得一团糟。他妈回家时，站在门口，看到家里像发过一场大水，难免要目瞪口呆，从嘴角滚出一句来：啊呀，我的耶稣基督……他以为是说他呢。这种事情经常发生，他的这种想法也越来越牢固，以至于后来到了教堂里，听到大家热情地赞美基督，他总以为是在夸他，心里难免麻酥酥的，摇头晃脑暗自臭美一番。人家高叫“赞美耶稣我们的救主”，他就禁不住要答应出来。再以后，他爹他妈发现这个小鬼头不正常，除了给他两个大耳光，还带他去看心理医生。最后他终于不胜痛苦地了解到，原来他不是耶稣，也不是救世主——当然，这个故事讲到这个地步，就一点都不逗了。这后半截是我加上的。

我小的时候，常到邻居家里去玩。那边有个孩子，比我小好几岁，经常独自在家。他不乱折腾，总是安安静静跪在一个方凳上听五斗橱上一个匣子——那东西后来我们拆开过，发现里面有四个灯，一个声音粗哑的舌簧喇叭，总而言之，是个破烂货——里面说着些费解的话，但他屏息听着。终于等到一篇文章念完，广播员端正声音，一本正经地说道：革命的同志们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……这孩子马上很清脆地答应了两声，跳到地上扬尘舞蹈一番。其实匣子里叫的不是他。刚把屁股帘摘掉没几天，他还远够不上是同志和战友，但你也挡不住他高兴。因为他觉得自己除了名字张三李四考斯比之外，终于有了个冠冕堂皇的字号，至于这名号是同志、战友还是救世主，那还在其次。我现在说到的，是当人误以为自己拥有一个名号时的张狂之态。对于我想要说到的事，这只是个开场白。

当你真正拥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字号时，真正臭美的时候就到了。有一个时期，匣子里总在称赞革命小将，说他们最敢闯，最有造反精神。所有岁数不大，当得起那个“小”字的人，在臭美之余，还想做点什么，就拥到学校里去打老师。在我们学校里，小将们不光打了老师，把老师的爹妈都打了。这对老夫妇不胜羞辱，就上吊自杀了。打老师的事与我无关，但我以为这是极可耻的事。干过这些事的同学后来也同意我的看法，但就是搞不明白，自己当时为什么像吃了蜜蜂屎一样，一味地轻狂。国外的文献上对这些事有种解释，说当时的青春期少男少女穿身旧军装，到大街上挥舞皮带，是性的象征。但我觉得这种解释是不对的。我的同龄人还不至于从性这方面来考虑问题。

小将的时期很快就结束了，随后是“工人阶级领导一切”的时期。学校里有了工人师傅，这些师傅和过去见到的工人师傅不大一样，多少都有点晕晕乎乎、五迷三道，虽然不像革命小将那么疯狂，但也远不能说是正常的。然后就是“三支两军时期”，到处都有军代表。当时的军代表里肯定也有头脑清楚、办事稳重的人，但我没有见到过。最后年轻人都被派往农村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学习后者的优秀品质。下乡之前，我们先到京郊农村去劳动，作为一次预演。那村里的人在我们面前也有点不够正常——寻常人走路不应该把两腿叉得那么宽，让一辆小车都能从中推过去，也不该是一颠一颠的模样，只有一条板凳学会了走路才会是这般模样。在萧瑟的秋风中，我们蹲在地头，看贫下中农晚汇报，汇报词如下：“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——我们(读作‘母恩’)今天下午的活茬是：领着小学生们敛芝麻。报告完毕。”我一面不胜悲愤地想到自己长了这么大的个子，居然还是小学生，被人领着敛芝麻;一面也注意到汇报人兴奋的样子，有些人连冻出的清水鼻涕都顾不上擦，在鼻孔上吹出泡泡来啦。现在我提起这些事情，绝不是想说这些朴实的人们有什么不对，而是试图说明，人经不起恭维。越是天真、朴实的人，听到一种于己有利的说法，证明自己身上有种种优越的素质，是人类中最优越的部分，就越会不知东西南北，撒起癔症来。我猜越是生活了无趣味，又看不到希望的人，就越会竖起耳朵来听这种于己有利的说法。这大概是因为撒癔症比过正常的生活还快乐一些吧——说到了这一点，这篇文章也临近终结。

八十年代之初，我是人民大学的学生。有一回被拘到礼堂里听报告，报告人是一位青年道德教育家——我说是被拘去的，是因为我并不想听这个报告，但缺席要记旷课，旷课的次数多了就毕不了业。这位先生的报告总是从恭维听众开始。在清华大学时，他说：这里是清华大学，是全国最高学府呀;在北大则说：这里是有五四传统的呀;在人大则说：这是有革命传统的学校呀。总之，最后总要说，在这里做报告他不胜惶恐。我听到他说不胜惶恐时，禁不住舌头一转，鼻子底下滚出一句顶级的粗话来。顺便说一句，不管到了什么地方，我首先要把当地的骂人话全学会。这是为了防一手，免得别人骂我还不知道，虽然我自己从来不骂人，但对于粗话几乎是个专家。为了那位先生的报告我破例骂了一回，这是因为我不想受他恭维。平心而论，恭维人所在的学校是种礼貌。从人们所在的民族、文化、社会阶层，乃至性别上编造种种不切实际的说法，那才叫做险恶的煽动。因为他的用意是煽动一种癔症的大流行，以便从中渔利。人家恭维我一句，我就骂起来，这是因为，从内心深处我知道，我也是经不起恭维的。

写给新的一年 (1996)

[摘要]过去，我们也想到过要摘下天上的星星，而现在我们的生活也趋于平淡。这是不是说，我们也进入了哀乐中年？假设如此，倒是件值得伤心的事。

我们读书、写作——1995年就这样过去了。这样提到过去的一年，带点感慨的语调，感叹生活的平淡。过去我们的生活可不是这样平淡。在我们年轻时，每一年的经历都能写成一本书，后来只能写成小册子，再后来变成了薄薄的几页纸。现在就是这样一句话：读书、写作。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远离了动荡的年代，另一方面，我们也喜欢平淡的生活。对我们来说，这样的生活就够了。

九十年代之初，我们的老师——一位历史学家——这样展望二十一世纪：理想主义的光辉已经暗淡，人类不再抱着崇高的理想，想要摘下天上的星星，而是把注意力放到了现实问题上去，当一切都趋于平淡，人类进入了哀乐中年。我们都不是历史学家，不会用这样宏观的态度来描述世界，但这些话也触动了我们的内心。过去，我们也想到过要摘下天上的星星，而现在我们的生活也趋于平淡。这是不是说，我们也进入了哀乐中年？假设如此，倒是件值得伤心的事。一位法国政治家说过这样一句话：一个人在二十岁时如果不是激进派，那他一辈子都不会有出息；假如他到了三十岁还是个激进派，那他也不会有什么大出息。我们这样理解他的话：一味的勇猛精进，不见得就有造就；相反，在平淡中冷静思索，倒更能解决问题。

很多年轻人会说：平淡的生活哪里有幸福可言。对此，我们倒有不同的意见。罗素先生曾说：真正的幸福来自于建设性的工作。人能从毁灭里得到一些快乐，但这种快乐不能和建设带来的快乐相比。只有建设的快乐才能无穷无尽，毁灭则有它的极限。夸大狂和自恋都不能带来幸福，与此相反，它正是不幸的源泉。我们希望能远离偏执，从建设性和创造性的工作中获取幸福。创造性工作的快乐只有少数人才能获得，而我们恰恰有幸得到了可望获得这种快乐的机会——那就是做一个知识分子。

转眼之间，我们从国外回来已经快八年了。对于当初回国的决定，我们从没有后悔过。这丝毫不说明我们比别人爱国。生活在国内的人，对祖国的感情反倒不像海外学人表现得那么强烈。假如举行爱国主义征文比赛，国内的人倒不一定能够获奖。人生在世，就如一本打开的书，我们更希望这本书的主题始终如一，不希望它在中途改变题目——到外文化中生活，人生的主题就会改变。与此同时，我们也希望生活更加真切，哪怕是变得平淡也罢，这就是我们回国的原因。这是我们的选择，不见得对别人也适用。

假如别人来写这篇文章，可能是从当前的大好形势谈起，我们却在谈内心的感受。你若以为这种谈法层次很低，那也不见得。假如现在形势不大好，我们也不会改变对这个国家的感情。既然如此，就不急着提起。顺便说说，现在国家的形势当然是好的。但从我们的角度看来，假如在社会生活里再多一些理性的态度，再多一些公正和宽容，那就更好了。

随着新年钟声响起，我们都又长了一岁。这正是回顾和总结的时机。对于过去的一年，还有我们在世上生活的这些年，总要有句结束语：虽然人生在世会有种种不如意，但你仍可以在幸福与不幸中作选择。

写给新的一年 (1997)

又到了新的一年。一年年地过得真快。转眼之间四十多年就过去了，真让人不敢相信。在新年来临之际，本来该讲点凑趣的话，但我偏偏想起自己见过的种种古怪事来。我小的时候，大概是六七岁时吧，见过一件有趣的事：当时的成年人都在忙着做一种叫做“超声波”的东西。比我年长的人一定记得更清楚：用一根铁管砸出个扁口来，再在扁口的尖上装上刀片。据说冷水从扁口里冲出来，射在刀片上，就能产生振荡，发出超声波来，而超声波不仅能蒸馒头，更能使冷水变热。假如这超声波能起作用，那么我们肯定不会缺少热水——何止是不会缺少热水，简直是可以解决一切能源问题。那时公共澡堂的浴池里到处埋伏着这种东西，去洗澡时可要小心，一不留神就会把屁股割破，水会因此变红，但也没因此变热——到现在我们洗热水澡还要用煤气来烧，看来这超声波是不起作用的——这也没有什么。奇怪的是这件事就没了下文，再也没人提，好像是我自己梦到了这件东西，就是这件事让我感到奇怪。

另一件事情发生在二十多年前，当时我是个知青，从乡下回来，凌晨赶头一班电车回家。走到胡同口，那儿有家小医院。在朦胧的曙光里，看到好多人在医院门前排队。每个人都挎了个篮子，篮子盛着一只雄赳赳的大公鸡。当时我以为那家医院已经关了门，把房子让给了禽类加工站，这些人等着加工站的人帮他们宰鸡。谁知不是的，他们在等医院的人把鸡血抽出来，打进他们的血管里。据说打过鸡血之后，人会变得精神百倍，返老还童。排队的人还告诉我说，在所有的动物中，公鸡的精神最旺，天不亮就起来打鸣，所以注射公鸡血会有很神奇的作用——但我不明白起早打鸣有什么了不起，猫头鹰还整夜不睡呢。那一阵子每天早上五点钟我准会被打鸣声吵醒，也不知是鸡打鸣还是人打鸣——假如打鸡血会使人精神旺盛得像只公鸡，可能他也会在五点钟起来打鸣，这样就省了闹钟了。当然，这件事也没了下文，忽然间没人再打鸡血，也没人再提到打鸡血的事，又好像是我在做梦。

假如我不是从六岁起就在做梦，一直梦到了如今，这两件事情就值得在岁末年初时提起：我记得人们一直在发明各种诀窍，企图用它们解决重大的现实问题。用小煤炉子炼钢，用铁管做超声波哨子，用这些古怪的方法解决现代工业才能解决的问题。把鸡血打进血管，每天喝掉好几盆凉开水，早上起来站在路边甩手不休，用这些方法解决现代医学解决不了的问题——既然说到了甩手，就不如多说几句：有一阵子盛传甩手治百病，到处都是站着甩手的人，好像一些不倒翁。可能你也甩过，只是现在不记得了。忽然间就不让甩了，据说有个恶毒的反革命分子发明了这种动作，以此来传达一种恶毒的寓意：让全国人民都甩手不干了……现在最新的诀窍是：假如你得了癌症，不必去医院，找个大气功师来，他可以望空抓上一把，把这个癌抓出来。这些诀窍在科学面前，只能用古怪二字来形容。但我说到的这些还不是最大的古怪。最大的古怪是在知识的领域里……

不知道人们记不记得，“文化革命”里有过一个工农兵学哲学的浪潮。据说哲学就是聪明学，学了哲学人就会变得很聪明，可以解决一切问题。假如真能耐着性子把哲学学会，人也许能够变得聪明一些。但当时的人学的并非真正的哲学，而是一些很简单的咒语和小诀窍。怀疑这些诀窍是很不聪明的：你会被打成落后分子，甚至是反革命。我虽然很革命，但总不相信在这些咒语里包含了很多的聪明，不管怎么说吧，这种古怪就这样诞生了。时至今日，文化人总在不断地发现新的咒语和诀窍，每发现一个，就像电影《地雷战》里那个反面角色那样兴冲冲地奔走相告：地雷的秘密我知道了！在这种一惊一诈的气氛中，我们知道了“第三次浪潮”、“后现代”，还知道了不管说点什么，都要从文化的角度去说；只要从这个角度去说，那你就是很聪明的。作为一个知识分子，我对文化、浪潮等等抱有充分的尊敬，对哲学和文化人类学也很有兴趣。我不满意的只是在知识领域里的这种古怪现象：它和超声波哨子、打鸡血是同一类的东西。热起来人人都在搞，过后大家都把它忘掉。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记着这些事情，感觉很是寂寞。

我说起种种古怪的事来，总该有个结论。据我所见，诀窍和真正的知识是不同的。真正的知识不仅能说明一件事应该怎样做，还能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做。而那些诀窍呢，从来就说不出为什么，所以是靠不住的。能使人变聪明的诀窍是没有的。倒是有种诀窍能使人觉得自己变聪明了，实际上却变得更笨。人应该记住自己做过的聪明事，更该记得自己做的那些傻事——更重要的是记住自己今年几岁了，别再搞小孩子的把戏。岁末年初，总该讲几句吉利话：但愿在新的一年里，我们能远离一切古怪的事，大家都能做个健全的人——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话比这句话更吉利。

本篇最初发表于1997年1月3日《光明日报》。